这样的困惑在临床中并不少见。马永春发现，半数以上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长都难以接受孩子的诊断，甚至，有些家长的病耻感比孩子更重。

“这种反应背后，既有对承认孩子患病等于承认教育失败的害怕，又有对抑郁症治不好，影响孩子前途的担心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传统认知上的误区，许多家长将抑郁症等同于孩子的抗压能力薄弱。”马永春分析道。

家长的逃避某种程度上也会耽误孩子的治疗。在小鹏住院期间，父母仍紧盯他要完成作业，在病房看线上学习资料补课，隔三岔五催促“要是感觉好点了就尽快回学校”。

小鹏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他哭着告诉马永春：“我一直在等爸妈向我道歉，但他们却觉得我应该感恩。”

当马永春将这句话转述给小鹏的父母时，他们才意识到，无数个“为了你好”的规划，早已让亲子隔阂越来越深。

“其实，家长也需要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，转变对抑郁症的错误认知，接纳孩子的真实情况。”在马永春的建议下，小鹏的父母同意接受家庭治疗，逐步修复亲子关系。

最近一次复诊，小鹏告诉马永春，自己在阳台上种了几盆多肉植物长得很好。“要是在以前，我爸妈肯定不同意我养，这次他们一口就答应了。”